拉開書桌的抽屜，薛琳取出一個盒子，記者看到里面花花綠綠：一天一夜去甘肅的綠皮車、4個多小時到南京的高鐵、3個鐘頭跑青島的汽車、1個小時赴淄博的動車……這些都是她近幾年來四處趕考的車票

　　法治周末見習記者閆格

　　“又是一年國考時。”

　　11月25日上午9點，就在全國37個國家公務員考試考點鈴聲同時響起的時候，剛剛將自己的表弟顧偉送入考場的薛琳掏出手機，登上QQ，寫下了這一條心情。

　　如今的她，在今年9月剛剛成為山東省某縣國土局的正式在編科員。她告訴記者，其實自從2007年大學畢業至今，她一直奔波在各種公務員考試的路上。而被稱為“國考”的國家公務員考試，在此之前，她已經參加了5年。

　　之前在街道辦事處當了3年村官的她，如今終于成為了“體制內”的人。對自己不斷奮戰的經歷她已經講述過很多次，不只是講給身邊的朋友、同事，還有不少認識她，而將自己身邊的“考碗族”送來“學習經驗”的親朋好友。

　　因為，在這個考“碗”的圈子里，薛琳是楷模。

　　正因為有了“鐵飯碗”，在談及現在的生活時，薛琳表示很順心。

　　體制內的理想生活

　　早上7點40分，跳下班車的薛琳邁著大步，到了自己在二樓的辦公室。放下包，摘下圍脖，她顧不得搓搓自己凍得通紅的雙手，一路小跑打來了開水后，抓起掃帚開始掃地。

　　趕在8點鐘上班前，薛琳已經把辦公室的衛生打掃好了。隨后，她啟動電腦，打開自己目前負責的電子系統。

　　今年3月底，薛琳參加了山東省公務員考試，4月份成績下來時，她發現自己進入了面試。而直到6月份面試、體檢具已結束，塵埃落定時，薛琳才敢相信她終于“體制內”了。

　　薛琳此前參加過5次國考，除此之外，每年還有不下三四次的省級公務員考試、事業編考試等。對此，薛琳不覺得有什么不好意思。“我就是一現代版‘范進’，我周圍也實在不缺這樣的‘范進’。”

　　當記者問起薛琳進入“體制內”的工作時，她很淡定，“不怎么清閑，也沒啥福利”。

　　“早就不是一杯水、一張報、一上午的年代了，公務員根本不像網上傳的那樣。”薛琳說。比薛琳早一年考入該縣農業局執法大隊的同學董琪，還要經常下鄉出差檢查。據她了解，不僅像董琪這樣二三十歲的新人要出差下鄉鎮，而且她們單位中四五十歲快要退休的老干部也照出差不誤。

　　“局里還裝了指紋打卡機，早晨一過8點就打不上卡了，快到8點時經常能看到，好多人一溜兒小跑地往辦公室來呢。”

　　上午快到12點的時候，薛琳終于等來了自己一天中最好的“福利”——“不用花錢的午餐”。

　　收入很穩定、福利有保障、社會地位高早已成為公務員最亮眼的標簽。問起收入，薛琳告訴記者，雖然工資現在還沒發到手，不過聽說能接近2000元。盡管不如她當村官時收入高，但比縣上企業的工人拿得多。

　　“而且聽說今年的工資還能漲個一兩百元。”提到收入，薛琳顯然很興奮，公務員收入現在每年都會有漲幅。

　　當詢問福利時，薛琳連連擺手稱，沒有以前傳說的那么好的福利，分房更是“不可能的事兒”。薛琳說，現在政府正在蓋的家屬樓，價格也跟外面商品房差不多。

　　“可能海關、稅務這些‘香餑餑’能好一點。”薛琳想了想又跟記者說，因為她一個海關的朋友公積金的標準比她高了一倍多，已經買了房子。

　　“最重要的是終于有了編制。”薛琳與她的父母都很滿足，“家里不指望女孩子賺錢，只要有個穩定的工作就行了。”

　　“當時我這個崗位最后面試的6人，其中有5個是女生。”薛琳說。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員稱，現在女生已成為考公務員隊伍的主流軍。

　　擁有“鐵飯碗”就能擁有穩定的生活。其實，不僅薛琳這樣想，這也是不少與薛琳一樣，正在進入或已經進入“體制內”的人的想法。

　　但體制內不是那么好進，“鐵飯碗”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端上的。薛琳是幸運的，然而，還有無數人前赴后繼，正奔赴在這比高考還要激烈的獨木橋上，對于他們而言，只有考上，才是出路。

　　進入“體制內”實屬不易

　　大學時的薛琳學行政管理，還當了4年學生干部。大三時，原本打算沉下心來考研的薛琳被父母勸阻了。

　　“并不是說學歷沒用，但畢竟考研還是為了找工作。”幾年后，薛琳的父母依舊這樣認為。“至于讀研，可以上班后讀在職研究生，機關單位也承認在職讀研的學歷。”

　　薛琳的父母都是縣上的公務員，做了20多年公務員，且只有一個女兒的他們覺得，只要能掙個“鐵飯碗”，不管考幾年，家里都能供得起。

　　薛琳說，父母同事的孩子們大多經歷過多次公務員考試，考幾年的更是不乏其人。這個圈子里的人以考入公務員隊伍為豪。

　　從大四剛剛開始的那個九月份，薛琳就踏上了第一次“國考”的道路。薛琳至今仍清晰地記得自己買的每一本關于公務員考試的書，雖然現在她的書和復習資料多得早已堆滿了家里一張一米多長的書桌。

　　“進考場時信心百倍。”回憶起第一次“國考”時的狀態，薛琳回答得毫不猶豫。之所以信心百倍，除了認為自己用心復習之外，其實那時候的她早有了兩次實戰經驗。

　　同年3月，薛琳使用偽造的畢業信息，“裸考”參加了一次山東省公務員考試，筆試的成績只差不到一分就能進入面試。

　　也是這一年的9月，薛琳再次偽造應屆畢業生信息，坐了20余個小時的火車奔赴甘肅，參加了甘肅省那年的公務員考試。雖然這一次的她進入了面試，然而由于本身并非應屆畢業生，并不符合報名條件，薛琳放棄了。

　　那時的薛琳認為，不僅實戰過，而且曾經進入面試的她，肯定比“菜鳥級”應屆生的優勢要大得多。因此，次年1月，當查到“國考”成績后，薛琳把腦袋埋在被窩里，哭了整整一個晚上。

　　薛琳的表弟顧偉可以說是將薛琳的經驗學得青出于藍。明年才踏出大學校門的應屆大學生顧偉這次報考了杭州海關，顧偉告訴記者，這已經是他第三次參加“國考”了。

　　“筆試報名資料審核很不嚴格。”顧偉笑道，“所以報名很容易。”起初他只是覺得應該早做準備，之后他發現，不僅表姐有提前實戰的經驗，自己班里準備考公務員的同學也早就諳熟這一招了。“80元錢買個經驗試試手，一點都不虧。”

　　“后來在學校舉辦的經驗交流會上，已經進入公務員隊伍的學長學姐們也大方地教給了我們這一個方法。”

　　在11月25日剛剛過去的這次考試，是顧偉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國考”。杭州海關擁擠的報名人數讓他很忐忑。不過他也安慰自己，還有年后的省考、選調生考試與事業編考試，再不濟可以跟表姐一樣，先考個村官過渡一下。

　　小村官終于熬出頭

　　然而，薛琳卻認為，當村官的5年，是她最苦悶的時光。畢業那年的6月，在各地不斷奔走、考試的過程中，薛琳終于考上了家鄉的村官，即便村官并沒有編制。

　　當村官的5年里，她幾乎沒有任何邀約安排，沒有參加過一次同學聚會，對偶爾的加班她也會郁悶地抱怨，下班后就是她復習《申論》與《行政職業能力測驗》的時間。其實每一頁她都很熟悉了，這兩本加起來不到800頁的公務員考試復習資料，她周而復始地精讀了5年。

　　上網只限于看《新聞1 1》和人民時評，雜志只買《半月談》，家里的電視僅僅在晚7點新聞時才會打開。每天登錄QQ的唯一原因，是要從十幾個公考QQ群上下載題目練習。記者了解到，為了方便薛琳做題，薛琳的父母還專門為她購買了一臺打印機。

　　記者看到，薛琳的書桌上不僅有各公考培訓機構編寫的輔導書，更多的是她自己打印的各省份行測真題和中央會議文件。每一套試卷都有用紅色與黑色的筆跡做過的痕跡，試卷第一頁上薛琳工工整整標注著這套試卷的錯誤率和估計得分。

　　之所以當了5年的“范進”，除了運氣欠佳，可以解釋薛琳連續5年“國考”失利的原因，只能是競爭激烈程度的逐年攀升。

　　據法治周末記者了解，2013年“國考”報名者再次刷新紀錄：人數達150萬，也是繼2009年以來第五次超過百萬；出現的年齡最大的考生，35歲，這也是報考年齡的上限；考錄比平均約為53：1，競爭最激烈的職位，比例則達到空前的9567：1，單個職位競爭達到“萬里挑一”。

　　當村官的5年里，薛琳總會像陀螺一樣參加“國考”、山東省省考、事業編考試以及各個省份的公務員考試。

　　拉開書桌的抽屜，薛琳取出一個盒子，記者看到里面花花綠綠：一天一夜去甘肅的綠皮車、4個多小時到南京的高鐵、3個鐘頭跑青島的汽車、1個小時赴淄博的動車……這些都是她近幾年來四處趕考的車票。

　　在這次省考之前，她主動向街道領導請了一個多月的假，希望能在家里專心復習公務員考試。這也是薛琳父母建議的。

　　進入面試后，她第一時間報了公務員培訓機構的面試培訓班，培訓一周，花費1萬元。為了更權威，薛琳還專程到省城濟南參加培訓，因為她認為，濟南的師資是全省最好的。

　　“濟南培訓班要結束時，全班留下了聯絡方式，聯絡地址都是肯定會考上的單位。”培訓回來后，薛琳的父母不放心，又給她報了家鄉的培訓班，授課的是一位已經退休的黨校老師。薛琳的父母認為，黨校老師更能理解面試考官的心理。

　　那段時間，白天聽課，晚上就在桌子后面對著父母和一臺攝像機做模擬考試：第一點是什么，第二點是什么，第三點是什么，聯系自己和實際又是什么，像是時事評論員似的。

　　準備面試的時間里，薛琳幾乎沒有睡過一個囫圇覺。在那20多天里，強大的思想壓力讓她瘦了近10斤。

　　面試過程中，薛琳獲悉，幾乎每個考生都參加過面試培訓班。費用少則幾千元，多則兩萬元。

　　我為“國考”狂的背后

　　“一定要像范進一樣有破釜沉舟的勇氣，功夫下到了，一次考不中就多參加幾次。”薛琳告訴記者多次參加考試的原因。

　　據某網站的調查顯示，剛剛結束的這次“國考”中，第一次參加的人數占總人數的56%，三次及三次以上參加的比例則達到了30%左右，而六次以上報考者在此次考試中也占到了9%。

　　同樣，除了工作穩定、福利好之外，不斷被刷新的公務員報考人數之高與錄取比例之低也似乎都在共同佐證公務員群體是幸福的。一份在今年上半年，由中央國家機關職工心理健康咨詢中心出具的《機關文化建設與職工心理健康調研報告》，也從側面解釋了這類“范進”式趕考的內生動力，這份報告指出，據統計，74.1%的(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覺得自己過得很幸福。

　　今年2月，“全國‘兩會’民生系列調查”也顯示，59.3%的居民認為國家公務員獲得幸福感更高。同時，在2011年的“兩會”調查中，曾有40.4%的受訪者表示“如果對伴侶的職業有要求，希望他是公務員”。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家鄉小城，已到27歲大齡的薛琳在過去的5年里一直沒有談過男朋友。

　　“那時我是村官，沒有編制，感情也講究門當戶對。”薛琳這樣解釋。眼下，已經“體制內”的薛琳一點都不著急。在她心里，正如父母所說的那樣，只要捧上了“鐵飯碗”，什么都好說。

　　薛琳希望自己伴侶的職業也是公務員。

　　誠然，在很多人眼里，公務員的工作穩定、體面、福利好甚至清閑，被稱為“金飯碗”。但在今年“國考”的職位表上，有不少職位在備注里清晰地寫著“需要加班”、“長期出差”和“條件艱苦”等說明。被稱為“史上最苦的金飯碗”。

　　然而，這些在薛琳眼里都不是事兒，旱澇保收才是最重要的。

　　現在，薛琳的同學聚會都會拉著她一起參加，跟以前的朋友、同學在一起時，她有一種“抬起頭來的感覺”。如今的“體制內”，終于能夠一掃她幾年來四處趕考的低迷。薛琳認為，這就是公務員社會地位高的體現。

　　由于在中共中央組織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公務員局發布的《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2013年度考試錄用公務員公告》中明確指出，“試用期內的公務員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機關(單位)工作人員不能報考2013年度公務員考試”。因此，薛琳才沒有報名今年的“國考”。

　　在記者與薛琳交談的過程中，薛琳的QQ音樂一直放著一首歌，叫做《在路上》。薛琳告訴記者，哪怕現在已經捧上了“金飯碗”，她依舊覺得自己還在路上。

　　薛琳說：“在35歲之前，我仍然會去參加各類公務員考試，希望能考到像海關那樣‘香餑餑’里去。”

　　(應要求，文中被采訪人均為化名)

轉自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