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合同與一般合同一樣，只要當事人把自己的意思表示傳達給對方，雙方對此產生合意，就可設立、變更、終止相互之間的民事權利義務。黎麗（化名）因多次曠工，被所在公司辭退。但是，她拒絕簽收公司的解除勞動關系通知，并想當然地認為這樣就不會產生解除勞動合同的結果。

　　此后，公司取消了黎麗的門禁卡，讓她無法繼續進入辦公室工作。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她才向仲裁申請勞動爭議仲裁，要求公司向她支付違法解除勞動關系賠償金、被拖欠工資等。仲裁機構審理后，裁決駁回了她的請求。

　　黎麗不服裁決訴至法院。法院認為，公司辭退黎麗后盡管其拒絕簽收辭退通知，但公司已將辭退的意思表示傳達給她，這就產生了解除勞動關系的效果。由于黎麗的訴訟請求超過1年仲裁時效，法院判決予以駁回。11月15日，二審法院也以相同理由駁回了她的訴求。

　　自辦企業還要兼職

　　因曠工被公司辭退

　　黎麗是個敢想敢干的人，在與朋友合辦一家公司的同時，她決定利用閑暇時間做一些兼職。2015年11月25日，經筆試、面試多重選拔，北京一家計算機軟件公司決定錄用她。當天，雙方簽訂自即日起至2014年11月24日的勞動合同，并約定其從事業務咨詢工作，月基本工資為4500元。

　　一年之后，黎麗自己的企業逐步發展壯大，牽涉她的精力越來越多。由于黎麗經常曠工、遲到，公司起初對她只是發出一些警告，隨后要求她杜絕類似現象再次發生，到了2017年5月21日干脆以自動離職為由，通知她辦理離職手續。

　　“法律上沒有自動離職的概念，我也沒有主動離職的意愿，所以，我認為公司這個通知不發生解除勞動合同的效力。于是，就繼續在公司工作。”黎麗說，6天后，即2017年5月27日，公司取消了她的門禁，她無法繼續進入辦公室工作。

　　“公司這種做法明擺著就是欺負我。我不能忍受這樣的屈辱！”黎麗認為，公司的行為已經構成違法解除勞動合同，于是向勞動爭議仲裁機構提出申請，請求裁決公司向她支付：2017年5月1日至5月31日期間的工資3827元、2016年的年度獎金1200元、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13500元。

　　仲裁機構審理后，以超過仲裁時效為由，裁決駁回了黎麗的請求。

　　是否超過仲裁時效

　　成為雙方爭議焦點

　　黎麗不服仲裁裁決，持原理由、原訴求向法院提起訴訟。

　　黎麗訴稱，2017年5月，公司人事部經理王某在年度考核面談時向她表示，因其經常請事假且不斷曠工、遲到，希望提前與她協商解除勞動合同。同年5月21日，在簽署交接清單時，她向王某提出公司應當對她支付經濟補償。王某表示，因她系自行離職沒有補償，同時要求她當日辦理離職手續。因她對考勤記錄有異議，王某收回離職通知，她未在該通知上簽字。

　　黎麗說，2017年5月27日，公司無故突然取消她的門禁，致使她無法進入辦公室工作。她認為，雙方的勞動關系此時才因公司單方解除而被違法解除。直到2017年6月6日，她才在QQ郵件里收到王某發來讓她辦理離職交接工作的律師函。因此，她認為仲裁時效應從2017年6月6日起計算，其于2018年5月23日提起勞動爭議仲裁并未超過仲裁時效。

　　公司辯稱，其于2017年5月20日以黎麗曠工為由，對黎麗按照自動離職進行處理，同年5月21日通知與其解除勞動合同。然而，黎麗拒絕簽收該通知。在此情況下，公司該通知書張貼在宣傳欄內，黎麗也看到了該通知。

　　法院認為，勞動爭議申請仲裁的時效期間為1年。仲裁時效期間從當事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權利被侵害之日起計算。2017年5月21日，公司以曠工為由通知黎麗對其按自動離職處理，并要求黎麗辦理離職手續。雖然黎麗否認公司行為的法律效力，但結合公司明確要求黎麗辦理離職手續等內容，可以認定公司已經在2017年5月21日向黎麗作出解除勞動合同意思表示。

　　根據以上事實，結合黎麗已于2017年5月22日與公司進行工作交接的實際情況，法院認定黎麗申請勞動爭議仲裁的時間已經超過仲裁時效。因此，判決駁回黎麗的全部訴訟請求。

　　在二審期間，黎麗稱公司在2017年5月17日以其請假過多影響工作為由，與她協商解除勞動合同，她當日口頭同意解除勞動關系，但沒有簽訂離職協議，之后開始辦理工作交接手續。據此，二審法院認為，雙方于2017年5月17日達成解除勞動合同的合意。并于2017年5月21日正式解除合同。而黎麗于解除勞動合同1年后才申請仲裁，原審法院據此駁回其全部訴訟請求并無不妥。

　　另行起訴索賠社保

　　因未失業又被駁回

　　在起訴索要違法解除勞動關系賠償不久，黎麗又以公司未為其辦理檔案和社會保險關系轉移手續，給其造成失業保險金損失和社會保險中斷損失為由，申請仲裁機構裁決公司向其支付：1.自2017年5月21日起因遲延轉移檔案造成的失業保險金損失16516元。2.自2017年8月至2018年11月期間因遲延轉檔造成的社會保險費損失18360.32元。

　　公司辯稱，其與黎麗解除勞動關系后已及時為她辦理了社保減員手續。由于黎麗拒不配合，才導致公司至今未辦理檔案轉移手續。另外，黎麗一直擔任另外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執行董事、經理，不屬于失業人員。因此，不同意她的請求。

　　經查，黎麗和另一自然人于2014年10月21日共同投資設立一家企業，黎麗一直擔任該企業法定代表人、執行董事、經理。而黎麗在與公司進行另外一場訴訟時，在仲裁申請書上載明其“現工作單位”為她創辦的企業。關于這一點，仲裁庭審筆錄上也有記載。

　　黎麗稱，其在上述企業只是掛名兼職，事實上并未在該企業任職。況且，其僅在2018年5月1日至7月1日與該企業存在過勞務關系，實際上她一直處于失業狀態。為此，她提交該企業出具的兼職聘用協議予以證明。

　　由于相應證據不足以證明黎麗的主張，且公司對這些證據的真實性和證明目的均不認可，法院認為黎麗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對其所要求的失業保險金損失不予支持。因公司與黎麗解除勞動合同后，于當月即為其辦理了社會保險減員手續，所以，法院認為，公司無需為其在相應期間社保費用斷繳損失承擔責任。

　　法院作出相應判決后，黎麗不服提出上訴。二審法院近日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