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廣東省出臺了《關于加強高等學校領導班子建設的若干意見》,由于提到高校校長連任不得超過兩屆,從而備受輿論及網民的關注。這也反映了社會各界對高等教育進行真正改革的頗高期待。
筆者認為,如果要對這個“意見”作出一番評價,首先應該將其放在當下中國高等教育的語境下去解讀。換句話說,它是對當下“既定高校領導班子現狀”的建設所發表的“意見”。就此而言,該“意見”中提出的內容,并沒有多少新意。很多內容都是過去教育部等有關文件規定過的,甚至不少“意見”也在各地高校中已經或者正在實施;其次,該文最不容忽視的一個特征,是把高校“領導班子”當成了行政職能部門領導來看待。換句話說,就是把高校領導當成了“政府官員”——這是當下的實際情況。因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要由省委省政府來確定校長們的任期,為什么要對黨委書記和校長們的日常工作,包括議事規則都要作如此詳細規定了。
在人們的熱議中,有不少人提到美國大學校長的情況。筆者認為,中國和美國的教育體制與國情都不相同,特別是有關校長的選拔與任命大不相同,僅拿中美校長體制進行比較并非特別合適。但就教育的一般規律而言,特別是在當下中國高校在向世界高等教育最發達的美國學習的階段,作一點類似的對比也并非不可,況且兩者也并非沒有可比性。而這或許也能給中國高等教育提出一點可供借鑒的經驗。
如果泛泛地對比一下中美兩國大學校長,我們會發現至少有以下三種不同之處:
第一,美國高校校長的年齡都較大,任期也較長。
對中國高等教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就年齡而言,中國目前追求的是校長年輕化。在高校推薦校級后備干部時,45歲是條杠。到公選階段,校長的年齡卡在50歲(特別優秀者放寬至55歲)。這一趨勢與國外近乎相反。國外政治家傾向于年輕,但是大學校長卻一般在50歲之上。
我們不妨來看看常青藤盟校的現任校長任職時的年齡:哈佛大學校長福斯特,2007年當選,時年60歲,現年65歲;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提爾曼,2001年當選,時年55歲,現年66歲;耶魯大學校長列文,1993年當選,時年46歲,現年64歲;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博林格爾,2002年當選,時年56歲(在50歲時曾出任密歇根大學校長),現年66歲;賓夕法尼亞大學校長古特曼,2004年當選,時年55歲,現年63歲;布朗大學校長西蒙斯,2001年上任,時年56歲,現年67歲(其在50歲時曾出任史密斯學院校長);康奈爾大學校長斯克爾頓,2006年當選,時年57歲,現年63歲(其在54歲時出任愛荷華大學校長);達特茅斯學院校長金龍(韓裔),2009年上任,時年50歲,現年53歲。
從中可以看到,除了耶魯大學校長列文外,其余7位校長在當選時,都已年過五十。如今,除了達特茅斯學院校長外,校長們也都已年過六旬。而且除了近年新上任者外,這些校長在任大都在8年以上,其中上任時最年輕的列文,已經在任19年。就此而言,中國大學校長是無法與美國大學校長相提并論的。
第二,美國大學校長的權限較大。
大學校長是學校的象征和最高代表。在美國,排在校長之后的不是副校長,而是管理各個學院院長的教務長。在有些高校,教務長也兼任副校長或者常務副校長。通俗地講,在大學說了算的,就是校長與教務長。當然,美國大學也有副校長,但大都與學術無關。
以哈佛大學為例,該校共有11位副校長,但他們的排名全部都在教務長和各院院長之后,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其在學校中的地位。在這11位副校長中,有一位是常務副校長,其余則分管校園事務、公眾事務、校友、人事、財政、方針政策、規劃與項目管理、信息技術,還有一位則兼任校長助理和哈佛董事局秘書的雙重身份。當然,美國不同大學的體制也會有所不同,但大體上有一點不會變,那就是在一所大學,學術發展主要依靠校長、教務長及其所領導的各學院院長。
中國高校則不同,一位校長下面大多會有六七位副校長,甚至更多。以北京大學為例,在校長下面有2位常務副校長,6位副校長,還有10位校長助理。這里還沒有把1位黨委常務副書記和3位副書記包括在內。一般來說,國內高校的副職當中,都會有2~3位分別負責教學、科研、學科建設等與學術直接相關的事務。
第三,美國高校的校長以職業化為主。
在談論大學校長時,“職業化”是涉及最大也是最多的一個話題。其實,談職業化的前提是:什么人才有資格擔任職業化的校長?在筆者看來,這類人才應在學術上取得突出成就,有較長期的管理經驗,愿意奉獻,并能夠為大學師生、校友乃至社會各界所接受。其中,前兩個因素無疑是首要的。
如果說前面所舉的例子都屬美國私立大學的話,筆者在此舉一個公立大學校長的例子。他就是美國加州大學系統的總校長馬克·尤道夫。
尤道夫1945年出生,20歲時畢業于“常青藤盟校”賓夕法尼亞大學,并獲得政治科學和法學的學士學位。他是憲法、言論自由以及教育法方面的權威。1971年,他被聘為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助理教授,并供職達26年。2001年和2004年,他曾兩度榮獲賓大法學院頒發的杰出校友獎。
尤道夫不僅是一位優秀的教師,更是一位杰出的管理者。在奧斯汀分校期間,他就擔任過法學院的院長、常務副校長和教務長。1997年,52歲的他擔任了同為公立大學的明尼蘇達大學校長,直到2002年。此后,他一直擔任得克薩斯大學系統的總校長(chancellor)。直到2008年6月,他開始擔任加州大學系統總校長至今。
觀察美國大學校長,我們很容易發現兩個基本特征:首先,他們一般都擔任過(甚至是長期擔任)學院或更高級別的教務長職務。而且從走上校長崗位起,除非遇到特殊情況,他們一般都會擔任到退休為止;或者是從某所學校退下來后,再被聘請到其他高校繼續擔任校長;其次,他們在擔任校長期間,一般都會專注于行政管理和社會服務,為此放棄自己一流的學術研究。當然,這其中也有個別例外,但對比其前期的成果,在當校長之后,成果一定會減少,這也是為大學師生所接受的現狀。
在中國,人們一直在呼吁校長職業化。若是單單對比美國大學校長職業化的第一個特征,中國的大學校長也已經“職業化”了,因為幾乎所有校長在卸任但還未到退休年齡之時,不是平調、高升就是被安排到其他平級崗位上“發揮余熱”。但就第二個特征而言,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到。也是為什么廣東省的“意見”提出“學校領導班子成員中,管理和學術雙肩挑領導干部的比例一般不要超過1/3,雙肩挑的干部在任職期間,用于自身學術時間不能超過1/3”的原因所在。
但筆者以為,要使大學校長放棄學問或者減少學術時間,其實并非難事,但這并非問題的關鍵。關鍵在于高校制度建設問題。高校應該建設怎樣的制度和規范,從而保障大學校長在最大程度上發揮其作為教育家的作用,這才應該成為人們關注和研究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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