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浙江湖州出臺的《關于建立“勞動者維權異常名錄”的實施意見》，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勞動法律師蘇文蔚對《工人日報》記者表示，此舉有利于規制權利濫用的行為，平等保護勞動關系雙方的合法權益，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在當前疫情環境下，對于推動企業復工復產、穩定就業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可以說，這是在“職場碰瓷”者與用人單位之間建立起一道防火墻，將不誠信的“勞動者”排除在勞動關系之外，但在實踐中，也要審慎把握，避免對勞動者正當維權產生消極抑制作用。

　　蘇文蔚分析指出，“職場碰瓷”的發生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法律層面的因素。《勞動合同法》規定的用人單位需承擔未簽合同二倍工資等，讓一些人看到了利益空間。而勞動仲裁取消收費，即便是提起訴訟也只需要5元或10元訴訟費，使得“職場碰瓷”者碰瓷的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二是企業僥幸心理為“職場碰瓷”提供了空間。雖然《勞動合同法》實施已經10多年了，很多企業仍存在僥幸心理，用工不規范，成為“職場碰瓷”者尋找的目標。

　　三是行政執法和仲裁司法中，為了定紛止爭，傾斜保護沒有把握好尺度，進一步誘發了模仿和重復。

　　“盡管治理‘職場碰瓷’的出發點是好的，但也要防止對勞動者正當維權產生消極抑制作用。由于名錄條件設計的時間跨度最長達三年，勞動者出于對可能上名錄的擔憂，當勞動權益真的被侵害時，也不敢投訴舉報、申請仲裁。”蘇文蔚說。

　　在蘇文蔚看來，在治理“職場碰瓷”的同時，也要暢通渠道解決勞動者的正當維權訴求，同時加大對企業合規建設的要求，讓企業嚴格遵守勞動用工法律法規，堵住管理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