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簽約兩家公司是因為他們足夠正規。”在95后網絡主播“好運”看來，合同、薪資、福利待遇等是衡量一份工作是否正規的主要因素。

         從事網絡主播職業3年來，“好運”播過的商品涉及美妝、護膚、本地生活等品類，最近轉向了母嬰產品，工作方式也從全職轉向兼職。

         “好運”解釋，全職做主播時，她主要和品牌方簽署勞動合同，根據勞動合同規定的時間領取薪酬，“（勞動合同）有五險一金，公積金可以提現，醫保也都是用得著的。其實大家都想要五險一金。”

         隨著對薪酬期望值的提高，以及出于對工作自由度的考慮，“好運”目前與兩家品牌方的合作商簽約，以合作關系而非勞動關系參與直播。之后她得自己繳納五險一金，選擇合作方也更加謹慎了。

         “好運”坦言，一些比較成熟的主播會加入相同品類的主播群，并互相告知哪些品牌方存在不按時發放薪酬、容易跑路等現象，讓同行“避雷”。

         當新職業成為就業“風口”，如何為新職業從業者創造更健康的職業發展空間？

         近年的全國兩會中，越來越多代表委員提議，完善福利保障和勞動權益保護，提高新職業青年的就業能力，增進新職業青年的社會認同。

         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南開大學數字經濟交叉科學中心研究員陳兵教授長期關注網約車司機、主播、外賣騎手等群體。他介紹，依托于互聯網的平臺經濟是數字經濟的一種表現形式，探討新職業從業者關注的權益保障問題時，應當先厘清新職業、新就業形態等關鍵詞。

         在陳兵看來，當前，新就業形態中的基本主體包括具有新個體經濟特征的勞動者（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各類共享經濟平臺化用工企業（共享經濟用工平臺）、為共享經濟平臺用工提供服務的企業或平臺企業（共享經濟用工服務平臺），以及政府監管部門。相較傳統用工模式，新就業形態下的主體類型較多、權利義務關系復雜、監管依據和邊界模糊。

         他認為，部分具有新個體經濟特征的勞動者與近年來興起的新職業從業者存在交叉之處。以與平臺簽訂合作關系的主播為例，主播如與直播平臺建立合作關系，主播作為勞動力的載體，付出時間換取金錢，而平臺提供舞臺的同時也獲得了流量。但是，如果主播接受了直播平臺的具體管理、運營包裝、報酬支付等，兩者之間就絕非是所謂“合作關系”距離了。

         主播、直播平臺等勞動力供給方，與具體的用工企業等勞動力需求方之間的關系，可以表述為直播平臺與具體用工企業之間的市場化的“合作關系”，在某種場景下看，主播并不與具體用工企業之間存在任何形式上的“關系”，就連“合作關系”都不存在，更談不上現行勞動法下的“勞動關系”或“勞務關系”，這里的法律關系，可表述為“主播與直播平臺間的合作關系”“直播平臺與具體用工企業之間的合作關系”，各自都是“收益自決、風險自擔”的市場主體，當主播出現人身傷害或第三人權益侵害時，極易引發賠償糾紛。當然，在具體案件中需要結合個案實際發生的情況來具體分析。

         當從業者與互聯網平臺產生權益糾紛時，陳兵認為，首先要明確，從業者的報酬如何實現，從業者與平臺是否存在隸屬和管理關系。若平臺將勞動者帶來的流量和數據變現，那么作為數字勞動提供者的從業者與作為獲益方的平臺之間就如何分配利潤以及可能引發的責任，也需要結合具體情況予以認定并設計分享和分擔機制。就相關責任承擔問題，還是要結合直播現象來看，如果存在就商品或服務功能、質量的虛假宣傳等，或者具有數字技術違法使用出現的流量造假、刷單炒信等虛假交易行為，對消費者、其他經營者所帶來的損害就可能涉及多方主體的責任，不排除平臺為主播承擔相應責任。

         在對新就業形態權益保障上，如何進一步推動政府、個人、企業、社會形成合力？陳兵認為，監管部門集中精力把握新就業形態用工產業健康發展的關鍵要素和環節，透過表象看本質，放權市場、專精本職、提升服務；在政府指導下成立新就業形態從業者工會組織，代表新就業形態廣大從業人員發聲、維權；新就業形態用工服務平臺及用工企業成立行業協會組織，積極拓寬勞資雙方溝通渠道，聽取新就業形態從業者的迫切訴求。在此基礎上，建立由監管部門、新就業形態從業者工會、行業協會構成新就業形態靈活用工的聯動協調機制，充分發揮多元主體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保障新就業形態領域新業態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