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經濟藍皮書》發布暨中國經濟形勢報告會”在京召開。包括《經濟藍皮書》在內的皮書系列，已成為中國社科院的品牌。　資料圖片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積極營造有利于高素質文化人才大量涌現、健康成長的良好環境，表彰有杰出貢獻的文化工作者，造就一批人民喜愛、有國際影響的名家大師和民族文化代表人物，為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提供有力人才支撐。”中國社會科學院正在進行的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是第一個寫進國家“十二五”發展規劃的社會科學的改革實驗，試圖通過改變相關的機制，培育有利于名家大師涌現的土壤。

　　錢不是主要問題，但如何投入是問題

　　社會科學研究不像工業生產一樣，通過簡單地增加投入就可以提高產出乃至質量，關鍵是一個好的機制，充分發揮有限資金的導向作用

　　“大家都說現在國家有錢了，舍得對科研投入了，錢已經不是最主要的問題，但哪次改革最后不都是跟錢的再分配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都說知識分子清高，但現在有多少人不算計手頭的每一筆經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編審蕭莎對記者說。

　　與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相關的都是新聞。2011年8月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首批試點研究所正式啟動，這也標志著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進入了具體落實階段。現在越來越多的研究所正在進入這枚被形容為“重磅炸彈”的創新工程。

　　“創新工程”首先帶來經費的增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副局長朝克研究員說，“科研經費的增長是必然的。上世紀80年代初我們去地方搞調研時，地方政府一聽說是社科院的學者來了，不但吃住都解決，而且還會安排非常好的助手協助調查，而且一呆幾個月都不是問題。現在情況變了，市場化的規則已經深入人心。比如我們再去地方搞抽樣調查，他們就會有比較，外國學者給的報酬是多少，一些大學的課題組帶來的經費是多少，人家給學術助手一天100元，你如果給30元，你就不容易拿到寶貴的資料，你完成的抽樣調查也許就沒有質量。國家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首次把‘實施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明確列出，國家財政拿出專門的經費來支持，這對于我們是不小的震動。”

　　這些年國家培養哲學社會科學名家大師的努力可以從投入的增長上看出來。以國家社科基金為例，“十一五”時期，國家社科基金累計投入達17．46億元，比“十五”時期的5．59億元增長了2倍多，而1986年國家社科基金設立之初每年只有500萬元，而2011年增加到8億元，“十二五”期間，預計將會再次翻番。與這些投入相對應的是“十一五”期間4800多項最終成果和37600多篇階段性成果，其中許多成果被黨和政府有關部門納入決策參考。

　　朝克作為我國著名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化學專家，自己從事過學術研究，現在再做管理，自然知道思想的流水線一般會阻塞在哪里，哪里最需要疏通，“據統計1999年，社科院的經費不足兩億元，其中1/3是人頭費，1/3是管理維修費，只有1/3勉強可以用于科研。這樣的體制只能是養人而不是養科研。同時再多的錢也不夠撒胡椒面，社會科學研究不像工業生產一樣，通過簡單地增加投入就可以提高產出乃至質量的，關鍵是一個好的機制，充分發揮有限資金的導向作用。”

　　“你的幾畝幾分地能打多少糧食？”

　　短、平、快地組織基礎研究，對于應用研究是有效的，但也會導致學者陷入立項、結項、立項的不斷循環中去，不利于靜下心來搞研究

　　“這顯然不是編個課題要錢那么簡單的事情，也不單單是提高一下大家的待遇和收入。它的關鍵在于建立一套評估機制，你自己說你想做什么課題，想用多長時間取得怎樣的成果，也就是說你得自己想明白這幾畝幾分地能打多少糧食需要多少投入，然后國家給你錢，你兌現你的承諾。”考古研究所作為首批入選試點的研究所，所長王巍一下子忙得團團轉。

　　“過去各個研究室各忙各的，很多項目拖著從未結過項，許多考古發掘完成都很多年了，報告卻遲遲出不來。以前想開展的考古總是借口沒有錢沒有開展，現在真給你錢了，你有足夠的人才和知識儲備開展嗎？如果我們連自己有幾畝幾分地能打多少糧食都說不清，又如何培養名家大師？”考古所研究員劉國祥說。

　　“單一課題制的方式也有利弊，畢竟短、平、快地組織基礎研究，對于應用研究是有效的，但也會導致學者陷入立項、結項、立項的不斷循環去，不利于靜下心來搞研究，且易助長重數量、輕質量、低水平重復等不良現象。過去在科研經費的管理上，實體性的采購比較容易批準，但要把錢花在人的身上比較難實現。很多研究人員尤其討厭記工分式的計件考核，一個課題要報的表格要寫的計劃就很多，為了這個怕麻煩，許多人也懶得申請了。”劉國祥說。

　　基礎學科在申報課題方面顯然沒有優勢，為促進基礎學科研究的發展，社科院的“創新工程”中專門建立了“長城學者資助計劃”項目。“進入這一計劃的學者以五年為一個周期，在這五年內學者可以不受課題立項的困擾，自主決定研究計劃，而且可連續兩次申請，這樣就為基礎研究‘十年磨一劍’和‘板凳一坐十年冷’創造了比較寬松的條件和環境。”

　　要解決“出口”問題，首先要改革“進口”問題

　　首席研究員也可從優秀的副研究員中聘請，長期不出成果的正研究員，如果沒有合適的科研計劃也將不被聘進創新崗位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雷聞的《郊廟之外：隋唐國家祭祀與宗教》剛剛獲得了第六屆“胡繩青年學術獎”。“能獲得這個獎殊為不易，對于我們青年人來講，是莫大的肯定。”

　　我明白雷聞所說的不易。胡繩青年學術獎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界的高層次青年學術成就獎，1997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原院長胡繩倡議并帶頭捐款設立，旨在鼓勵青年社會科學工作者出好成果、盡早成才。這個獎設立的獎項分為6類，分別是文學語言學科類、歷史學科類、哲學學科類、經濟學科類、國際問題研究類和包含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民族學、新聞學等學科在內的綜合學科類。而且每3年才評選一次，每次才有5人獲獎，每屆又只評選3類學科，6類學科交替進行。這樣雖然已經是第六屆了，但榜上有名的人確是屈指可數。確實是優中選優，如果盤點一下歷屆獲獎的青年人，你會發現他們中的許多人后來很快成為學科帶頭人。

　　這樣針對青年學者的獎其實還是太少。學術大家不是橫空出世的，他們也都曾經年輕過。上個世紀末，中國社科院的學科帶頭人中，面臨有一半以上的人即將退休的窘境，培養新一代學科帶頭人成為重中之重。當時就曾實施過一個跨世紀人才工程，遴選出200多名青年骨干進行破格培養。現在這些骨干大多已經成為學術中堅。

　　對于許多年輕人來講，學術著作出版難曾經是最普遍的現象。現在幾乎每一個學者的博士論文都得到了出版，任何一個青年人的著作，只要是原創內容都會得到出版資助。事實上從1992年起，中國社會科學院從院出版基金中撥出專款，資助40歲以下的學者出版“青年學者文庫”。現在的創新工程中有近4500萬元用于科研成果的出版資助。

　　人員退出一直是科研機構的老大難問題。“其實要解決出口問題，首先要解決進口問題。現在創新工程提出要公開招聘研究所所長，提出要向世界各國優秀人才開放，這就如一個池塘總得有進有出，才是活水，只有讓20%的人成為蓄水池，才能發揮調節和激勵作用。以前我們的管理方式與行政機構雷同，照章辦事多，鼓勵自主創新少。經常發生有事沒人干，有人沒事干，帶頭人沒有人可帶，需要人帶的找不到帶頭人。年輕人在其中完全是自生自滅自我成長，流失的人才也非常多。”社科院團委書記季為名說。

　　目前“創新工程”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許多創新崗位是克服了編制和職稱的局限性的，可以低職高聘，也可能高職低聘。比如在研究員序列的崗位中，設有首席研究員、執行研究員和研究助理。首席研究員也可從優秀的副研究員中聘請，長期不出成果的正研究員如果沒有合適的科研計劃也將不被聘進創新崗位。

　　下轄36個研究所、120個重點學科，5個出版社，近100種期刊和100多個學術社團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無疑具備了走出名家大師的基本條件。

　　上一次中國社科院引起社會注目還是2006年。社科院公布了首批47名學部委員名單，這被認為是讓社科名家重回院士大家庭、培養名家大師的初步嘗試。事實上，中國科學院1955年設立學部委員制度時，首批233名學部委員中，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學部委員幾乎占到總數的1/3。錢鐘書、顧頡剛、呂叔湘、夏鼐、馮至……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歷史上也是名家云集，此次創新工程成功與否的標準，其實就在于是否能夠培養出大家公認的學術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