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校以“規模第一”雄踞世界東方，不過，若要獲得與之相匹配的口碑與聲望，它首先需要沖破兩道枷鎖：金錢與行政化。梳理2012年引發媒體關注的高校新聞，我們會發現，民眾始終在操心一個話題：高校是更有興趣辦學還是更有興趣做官、掙錢？

    今年年初，名不見經傳的昆明理工大學，因其校內一座拔地而起的酒店聲名鵲起。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之聲的報道，這家按五星級標準建設的酒店是該校國際學術交流中心必備的配套設施。但有意思的是，作為主體部分的學術交流中心尚在建設之中，酒店已提前竣工并開門迎客了。如以事情的緩急論主次，這可說明酒店比學術交流更重要、更迫切需要。果然如此！根據該校宣傳部工作人員的說法，此酒店非同一般之處還在于，它除了供人吃喝拉撒睡之外，還承擔著“為國爭光”的使命。他是這樣對記者解釋的：酒店主要用于接待來校交流、訪問的外國政府要員，知名專家、學者，以及一部分長期入住的外國留學生。“人家來訪問，搞學術交流，自己搞得那么寒酸，難免丟中國人的臉。”這位老師無法否認的另一個事實是：該校許多學生還擁擠在八人一間的老式宿舍里，一層樓的同學只能共用一間水房、廁所。有同學在網上發問：“看看學生宿舍都破成什么樣了，這你咋不覺得寒磣呢？”

    面對昆明理工大學的豪華酒店，總有人想起，曾經在這座城市生長過的西南聯合大學，于是感嘆今不如昔。靠富麗堂皇的樓堂館所往自己的臉上貼金，是暴發戶似的想法。即便地位尊貴如北大，有時也不能免俗。它當年破土興建豪華的北大博雅酒店，也挨了不少網友的罵。

    大學到底要靠什么才能讓國人覺得臉上有光，是靠有形的建筑還是無形的資產，是靠大樓還是大師？這原本不是問題的問題，如今還真成了問題。

    中山大學可能不需要像昆明的那所高校一樣，以豪華酒店撐門面。它的高招是，打造超級富豪俱樂部，向社會傳遞自己很牛的信號。當它與“超級富豪”、“50億身家”等關鍵詞聯系在一起時，這所嶺南名校的身價在某些人看來，也隨之暴漲。該校管理學院一位副院長曾對媒體表示：將于11月底開設“后EMBA”教育，要求報名者是50億以上身家的企業掌門人。有人很好奇：中大能教給這些人什么呢——如何管理企業？如何掙錢？如何恪守企業家精神？

    有人批評中山大學此舉是典型的“媚富”行為，但也有人更愿意善意地揣測：該校此舉也許是“殺富濟貧”，是獨辟蹊徑籌集辦學經費，是為了更好地把身家只有500元、5000元的學生培養成身價50億元的企業家。據了解，目前國內有64家高校、機構開設EMBA課程，平均學費是56.6萬元，中山大學后EMBA的學費“肯定更高”。如果真是“殺富濟貧”，那人們自然期待著有更多的超級富豪以此等方式為高等教育貢獻綿薄之力。

    辦教育掙點錢很正常，但為掙錢而辦教育必然遭人詬病。這兩年，有關教育產業化的爭論少了，越來越多的人明白：教育可以有產業，但不能產業化。不過，關于高校行政化的爭論卻一直沒有平息。看來，去行政化比去產業化要更棘手。

    2012年是北大的“多事之年”，這印證了一句話，天降大任于該校，也必然為它帶來折磨與考驗。這一年，它經歷了有損其高大形象的“夢桃源事件”和“校長助理事件”。正在努力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北大，向來以領袖群倫的姿態自居，它設立的校長助理人數之多恐怕也能冠蓋全國高校。今年7月，這所副部級大學被爆出擁有11位校長助理，有好事的網友專門查詢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門戶網站，發現部委中擁有部長助理數量最多的是商務部和財政部，均只有4人，教育部的部長助理是兩人。此外，網友還發現，一直與北大暗中較勁的清華大學雖然沒有設置校長助理一職，但其校領導總數也有23人之多。

    盡管北京大學隨后發表聲明稱，北大校長助理的設置不同于其他國家行政機關的“部長助理”職位，并不占有專門的行政資源和崗位級別，也非所謂的“校級領導”。但這種回應顯然無法撫慰民眾對于高校過度行政化的擔憂。顯而易見的是，校長助理一職能給戴帽者或明或暗的優勢與利益。教育學者熊丙奇對此發表評論說，高校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往往會造成教育資源的極大浪費——師資有限，人的精力和資源也有限，本來是搞教育的人都忙著去當官了，必然會對學校的教學產生極大的影響。他認為，高校的去行政化、去官僚化乃是當前高等教育制度改革中的重中之重。

    在去行政化的路上，地位和影響遠不如北京大學的臨沂大學已經走在了那所名校的前面。今年7月，在該校開展的新一輪專業技術崗位全員競聘中，8名具有正高職稱的在職處級干部辭去“官職”，當起了教授。相比幾年前某大學“40名教授爭當一名處長”的新聞帶來的悲涼，這則報道讓人看到了希望。但星星之火能否從沂蒙革命老區燎原，并不樂觀。

    臨沂大學是一個新校名，其前身只是一所普通的地方師范院校。眾211高校、985高校的校長們，其見識應該不會遜色于這所大學的黨委書記和校長，但目前，公眾還很少有機會能從他們口中聽到以下振聾發聵的聲音（更可貴的是，觀點變成了行動）：“徹底打破‘官本位’思想，重新回歸‘學本位’，讓專家、教授深入教學科研一線，學校才會大有希望”。“大學是最不需要官的地方，我們所有的干部都是為教授搬板凳的，行政是為教師、學生、教學科研服務的，而不是指揮教授搬板凳的。”

    董奇算是為985高校的校長們爭了一口氣。今年7月，他履新北京師范大學校長，在就職演講中，態度鮮明地承諾：在任期內不申報新科研課題、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報任何教學科研獎、個人不申報院士，要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于學校管理。董奇因此贏得了“四不校長的美譽”。約一個月后，董奇曾經的同事韓震在就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新校長時，也作出了類似的“三不”承諾。

    鑒于中國高校普遍存在著“贏者通吃”、“有權者通吃”的毛病，這兩位校長關于“如何做大學校長”的承諾確實令人眼前一亮。但在國外，這不是新鮮事。早在2004年召開的首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我們就從哈佛大學校長那里得知，“美國大學校長上任前就已基本確立自己的學術地位，而做了校長，就必須放棄學術研究”。 柏林工業大學校長庫茨勒教授也介紹說，為了使校長能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工作上，柏林州的大學教育法禁止校長在任期內從事任何教學和科研。

    如何做好大學校長，光有承諾肯定不夠，還得具備耶魯大學前校長萊溫教授總結的“大學校長8條必備素質”，比如制定引領大學前進的愿景，并能準確地傳達；制定遠大而且能夠實現的目標，以漸進的方式推進，但一旦有機會，就要立即抓住推動快速變革；還要善于冒險，而非因循守舊或畏手畏腳。我們的大學校長們可與之做番對比，看看差距和差別有多大。

    在2012年，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4月24日，教育部批復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學，學校代碼為14325。“教育部這次批準南科大，說明他們對改革還是支持的。”校長朱清時說，它使我們成為合法的高校的品牌，是一件好事兒。

    但俞敏洪和許多網友可不這么看。前者在今年兩會上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如果轉正，我認為，那就是改革的失敗。我覺得，應該不轉，盡可能地堅持下去。這樣的話，至少為中國高等教育增加一點色彩吧。”后者的態度從一家門戶網站的調查可以看出：在回答“南科大轉正，你怎么看？”的問題時，6977票中，有2709票認為是教改的失敗，是被“招安”，另有1159票擔心，“肯定會被同化，又是‘南科一夢’”。

    教育部給了南方科技大學一張準生證，按理說，確實是好事，為何民間和官方的反應，差別這么大呢，個中意味，值得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