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結束后，董珅（化名）預感到自己的考試成績不佳，遂決定外出打工。他進入一家物聯公司后，雙方未簽訂勞動合同。在職期間，公司拖欠他一部分勞動報酬。為此，他提出辭職并要求公司支付未簽訂勞動合同二倍工資差額、解除勞動關系經濟補償金等，而公司否認與其存在勞動關系，不同意其主張。本案歷經仲裁、一審之后，二審法院于近日終審判決駁回公司上訴，支持董珅的訴訟請求。

未持畢業證就業待遇縮水，勞資雙方產生爭議

董珅出生于2002年11月11日，原系某高中三年級學生。2021年6月11日，即高考結束后的第三天，經熟人介紹，已滿19歲且未領取高中畢業證的他來到一家物聯公司工作。因他不是大學畢業生，擬從事的工作技術含量也不高，所以，公司未與他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當他發現自己的工資低于公司負責人口頭承諾的工資標準時，雙方產生了爭議。

由于公司否認與董珅存在勞動關系，且不承認與其有過工資標準的約定，董珅于2022年5月28日向勞動爭議仲裁機構提出申請，請求裁決確認他與公司自2021年6月11日至2022年4月9日期間存在勞動關系，公司應向他支付未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二倍工資差額、被拖欠的工資和解除勞動關系經濟補償金等費用。

經審理，仲裁機構裁決確認雙方之間在上述期間存在勞動關系，公司應支付董珅2021年7月11日至2022年4月9日期間未簽訂勞動合同二倍工資差額32000元、被拖欠的2021年8月、2022年1月及2月工資合計10061元。

公司不服該仲裁裁決，向一審法院提起訴訟。

公司主張未曾招工，否認雙方存在勞動關系

一審法院開庭審理時，對雙方爭議較大的四個問題逐一進行審查確認。

一是雙方之間是否構成勞動關系。公司訴稱，其一般招聘社會上有工作經驗的人且有學歷要求，董珅系高中學生，接受本單位聘用時尚未領取高中畢業證書，雙方之間建立的僅僅是勞務用工關系。

董珅不認可公司的主張，稱公司在其入職時并未對學歷提出要求，且其入職時雖未拿到高中畢業證書，但已完成全部高中學業并參加了高考。在工作中，其受公司法定代表人薛某直接管理和安排，公司已經與他形成勞動關系。為此，董珅提交其與同事趙某、薛某的微信聊天記錄予以證明。

2021年6月21日，董珅與同事趙某的微信聊天記錄顯示，“趙某：你明天過來上班吧，早上9點半前到就行。董珅：好的，謝謝師傅。”2021年6月至10月,董珅與同事薛某的微信聊天記錄顯示，薛某給董珅安排工作，董珅向薛某匯報工作完成情況等。

二是工資標準。公司稱每月發放給董珅補助3000元，超過部分是董珅的師傅個人給的。2021年10月和11月每月發給董珅5000元是對他的照顧，原因是他系外地進城打工人員。董珅稱，其2021年6月至8月的工資標準為基本工資3000元加提成，之后每月工資標準為基本工資5000元加提成，公司未支付2021年8月、2022年1月、2月工資。對此，董珅提交了本人名下銀行交易明細予以證明。

三是提供勞動情況。公司稱董珅在2022年春節前后已經不正常打卡了，有一些小活兒會讓他做一下，平時也見不到董珅本人，故之后就沒有給董珅發錢了。不過，公司無法提交董珅的考勤打卡記錄。董珅稱：正常提供實際勞動至2022年4月9日，物聯公司欠發2021年8月工資3000元、2022年1月工資5000元以及2月的工資。

四是勞動關系解除。董珅稱，2022年5月28日，他以未為其繳納社保、拖欠工資等為由向公司發送《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并提交郵寄單予以證明。郵寄單顯示，該郵件于2022年5月28日寄出，收件人為薛某，物流信息顯示郵件于2022年5月29日由他人簽收。公司稱，未收到該《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

雙方符合勞動用工條件，勞動關系得到確認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公司雖主張董珅入職時屬于在校生身份且不符合公司對招用人員的學歷要求，但其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該主張。根據董珅提交的微信聊天記錄及銀行交易明細，能夠看出其接受公司的管理與安排，其提供的勞動也屬于公司的業務范圍，公司規律地向其發放勞動報酬，雙方之間具備建立勞動關系的特征。董珅主張提供實際勞動至2022年4月9日，公司雖不認可但未能提供反證，應當承擔不利后果。由此，對董珅要求確認自2021年6月11日至2022年4月9日與公司存在勞動關系的主張，應當予以支持。

關于2021年8月、2022年1月、2月的工資，一審法院認為，用人單位應當按照工資支付周期編制工資支付記錄表，并至少保存兩年備查。本案中，公司未能提交工資支付記錄，應當承擔不利后果。因董珅提交的銀行交易明細與其主張的工資標準相吻合，對其陳述的工資標準予以采納。

董珅雖主張2022年2月1日至4月9日均正常上班，但因2022年2月1日至3日是法定節假日，2022年2月4日至月6日是周六日調休，而法定節假日及周六日上班的情況應由勞動者舉證證明，在董珅未能舉證證明上述期間出勤的情況下，一審法院認為，其應承擔不利后果。因公司未能舉證證明已經支付董珅2021年8月的基本工資、2022年1月和2月的工資，應當承擔不利后果。結合董珅主張的工資標準以及認定的董珅提供勞動的情況，一審法院另行核算公司應當支付給董珅的2021年8月、2022年1月和2月的工資。

關于未簽勞動合同二倍工資差額，一審法院查明，公司未與董珅簽訂勞動合同，依法應當支付董珅2021年7月11日至2022年4月9日未簽勞動合同二倍工資差額。鑒于仲裁裁決的數額未超過一審法院核算的金額，一審法院予以確認。

綜上，一審法院判決：一、公司與董珅自2021年6月11日至2022年4月9日存在勞動關系；二、公司支付董珅2021年8月、2022年1月、2月工資共計9379.31元；三、公司支付董珅2021年7月11日至2022年4月9日未簽訂勞動合同二倍工資差額32000元。

公司不服該判決提起上訴，二審法院審理后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析】

以正式參加工作為目的入職，在校生可以建立勞動關系

原勞動部《關于貫徹執行〈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2條規定：“在校生利用業余時間勤工助學，不視為就業，未建立勞動關系，可以不簽訂勞動合同。”該規定適用于在校學生利用業余時間勤工助學的情形，不宜擴大解釋為在校學生均不具備建立勞動關系的主體資格。

本案中，董珅在校完成全部高中知識學習并參加高考后，以正式參加工作為目的進入物聯公司工作，該情形不屬于“在校生利用業余時間勤工助學”，不能依據其系在校學生身份否定其具備建立勞動關系的主體資格。在董珅接受公司管理，按照公司安排的崗位付出勞動，公司接受其勞動并發放勞動報酬的情況下，雙方之間形成的事實勞動關系合法有效。由于公司未與董珅簽訂勞動合同、繳納社會保險、未足額勞動報酬，所以，即便董珅系主動辭職，公司亦應依法向其支付未簽勞動合同二倍工資差額、支付被拖欠的工資和解除勞動關系經濟補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