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圖：蔡華偉

　　閱讀提示

　　提起閱讀率，并不新鮮。但閱讀指數，所指為何？近來，多地推出自主研發的閱讀指數評價體系，左冠一個“獨家”，右加一個“首創”，讓人覺得雖新鮮，卻又有些摸不著頭腦。

　　從“率”到“指數”，其中經歷了怎樣的斗轉星移、更新換代？在既有的閱讀量化體系之中，“指數”一脈又將生出怎樣的花芽，抑或只是喬裝打扮的熟面孔？最關鍵的是，這一串數字，能否發揮格物致知的功效、勾勒閱讀生態的素描、提挈文化產業的走勢？閱讀指數，正待“深閱讀”。

　　測什么

　　突破單一指標局限、化零為整，為總體比較開山辟路

　　不久前，江蘇省張家港市發布了“書香城市”建設指標評價體系，洋洋灑灑7個一級指標、44個二級指標和87個三級指標，包羅閱讀設施、閱讀活動、閱讀資源等各個方面，有專家稱其為“以全民閱讀為抓手、第一個覆蓋城鄉的綜合建設指標”。

　　無獨有偶，在11月初，湖南第二次公布了“城市閱讀指數”，給省內各市州的閱讀情況排排座、張張榜。

　　“量化”閱讀的議題，早在今年兩會期間，就成為輿論焦點：13位政協委員聯合提出，“將城市閱讀指數納入文明城市指標體系”。

　　“閱讀指數就是閱讀率吧。”很多人會把閱讀指數簡單地等同于某一項指標。但是，相較于每月讀幾本書、有多少人讀書這樣便于理解的表述，閱讀指數顯得復雜許多。

　　“閱讀指數就是一個集合，它把閱讀意識、閱讀時間、閱讀花費等各項具體指標按照一定規則組合在一起，得出綜合反映居民閱讀情況的數值。”湖南城市閱讀指數課題項目經理、開卷研究咨詢部經理薛蕾如此定義閱讀指數。

　　長沙市67.8、衡陽市67.2、永州市66.7……這是今年新鮮出爐的湖南城市閱讀指數，也是薛蕾等人的研究成果，反映各個城市居民的閱讀水平。

　　其實，在城市閱讀指數出爐之前，國內已經有了一個頗為知名的閱讀調查：全國國民閱讀調查。這項由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執行的課題，每每耗時半年有余，調查讀者接近2萬人，走訪城市數十個，對于很多關注新聞出版行業的人來說，這項調查結果的公布已是一場“約會”。

　　閱讀率是多少、人均紙質圖書閱讀量是多少、媒介接觸時間是多少、國民平均能承受的出版物價格是多少，這些問題都能在全國國民閱讀調查中找到答案。城市閱讀指數會不會只是這項調查的微縮版，甚至只是“閹割”版？

　　“全民閱讀調查提供的更多是直觀的數據，但是，用于省份或城市之間的比較，并不契合。”薛蕾分析道，如果要比較北京和上海的整體閱讀水平，單靠閱讀率、閱讀量這樣的項目，很難說出高下，而閱讀指數就提供了整體對比的可能。

　　可信嗎

　　二手資料無法一一核實，數據陷阱如影隨形

　　對于“閱讀積極性”、“閱讀信息交流度”這樣頗為主觀的問題，怎樣嫁接到數字的序列中？

　　抽絲剝繭、拆解細分，便是薛蕾這樣的市場研究人員常用的手法。“將一個概念拆分，比如對于閱讀積極性的測量，就可以分解為對閱讀的喜好程度、是否主動閱讀等容易操作、容易判斷的子命題，形成量表。”薛蕾解釋，再通過統計學、數學建模等專業手段，就能夠給這樣的主觀性問題賦上數值。

　　像這樣由虛到實的轉化，在現有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并不新鮮。真正讓薛蕾犯難的還是調查覆蓋面和數據的可信度。

　　“如果在湖南的調查中，每個城市能夠抽取1000個樣本，那么誤差的控制將會更加理想。”對于每個城市只調查了300個樣本的缺憾，薛蕾一直耿耿于懷，“主要還是出于成本的限制，如果要調查1000個樣本，可能要打幾萬個電話，成本太高。”

　　如果說樣本的廣度是靠“錢”能解決的問題，那么數據真實性的保證就沒有那么簡單了。像圖書館館藏量、文化建設資金投入這樣的數據采集，課題組依托的更多還是統計年鑒或者政府公告上的公開資料，也就是薛蕾所說的“二手資料”，“對于這些二手資料，我們會抽樣進行核實，但全部核實對于我們而言是不可能完成的。”這是社會調查的不可抗力，就像原材料出了問題，后期如何加工，也難掩菜肴的變味，“對于二手數據，只能寄希望于政府相關部門在采集和統計過程中更加嚴謹和規范。”薛蕾坦言。

　　盡信書，不如無書。同樣的，對待數據，要謹防落入“數據陷阱”。

　　薛蕾在構建城市閱讀指數指標體系的過程當中，就曾經沿著“陷阱”邊沿擦槍走火。“當時有一個測量閱讀是否主動的指標，被模型賦予了負數的權重，也就是說如果你是因為考試、升職等原因被迫閱讀的話，將會給指數帶來‘減分’的效果。”

　　但是，受邀咨詢的專家卻一致否定了模型的“審判”，認為應以結果導向考量閱讀行為，即不管動機如何，只要閱讀了都應該是“加分項”。“基于這樣的理由，在最終統計時，我們就舍棄了這一項指標。”薛蕾認為，在社會科學領域，定量統計永遠無法完全取代定性的判斷。

　　薛蕾所描述的工作瑕疵似乎屬于可容忍的范圍內，但是鉆研實證研究多年的清華大學教授金兼斌則指出了眾多指數的一個通病：頭重腳輕，“要反映的概念很大，但是建立的指標體系卻十分簡單、甚至簡陋，無法有效反映大概念。”

　　缺乏標準，是金兼斌觀察到的指數市場的另一隱疾，“現在的指數、數據都是由研究機構自己發布的，模型也是自己擬建的，沒有統一的標準，也未必嚴格按照科學論證的流程，所以難免會有問題出現。”

　　有用嗎

　　數字閱讀并不必然阻礙傳統閱讀，讓地方政府決策有據

　　對于城市閱讀指數的“甲方”、湖南省新聞出版局副局長毛良才來說，指數的作用不僅在于“數”，更在于“指”。

　　對于以數字閱讀為代表的淺閱讀，很多人并不以為然、甚至憂心忡忡，顧慮碎片化的數字閱讀會影響整體閱讀、深度閱讀，進而影響文化的傳承。但是，城市閱讀指數卻告訴毛良才，數字閱讀能激發很多人的閱讀欲，連他們的紙質閱讀也都一同加深、延長了。“所以，在今后的三湘閱讀月中，我們會加強手機閱讀等數字閱讀的推廣。”有關負責人坦言。

　　“我們有專門針對新聞出版局的內部版本。研究完成后，召集了各市州新聞出版局負責人到省里開會，講解如何看指數、如何用指數，什么樣的指標低了，應該采取什么樣的彌補措施。”成為政府決策的重要依據，被薛蕾看作是指數的重要意義所在。

　　但是，當被問及閱讀指數的推廣前景時，薛蕾卻顯得很謹慎，“量化對于新聞出版行業來說，應用并不廣泛。而且做調研就要有投入，各市州如果沒有響應的意識，就不會在嚴格的財政預算下為實證調查留出一塊。”湖南的舉動，在薛蕾看來，“務實而創新”。

　　“城市閱讀指數反映了一個社會的閱讀走向，是很有價值的，因為它可以反映當代中國人的所思所想。”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如此評價。